“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的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着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二十六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

这是《追风筝的人》的开篇段落。在小说的许多地方，作者胡赛尼都说到这个开篇的时段，即便有更多的回忆内容，也都是陪衬，只有这个短暂的时段，“改变了一切”，“造就了今天的我”。

“1975年冬天，我最后一次看到哈桑追风筝。”在地区的风筝巡回赛中，这个从童年至今的忠实玩伴兼仆人（实际上是兄弟），为了拿回那只被我最后击败的蓝风筝，忠心耿耿、毫不动摇的12岁的哈桑“为你，千千万万遍”地消失在街角，却被当初为了救我而得罪的少年流氓阿塞夫强暴！我亲眼目睹了全过程，却没有胆量和勇气“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

“结果，我跑开了。”

尽管“1975年那个冬天剩下的那些日子在我记忆里面十分模糊”，但我、哈桑（以及哈桑的爸爸阿里）又怎么能真正忘却那种吞噬心魂的痛苦。

确实这样。时光有代谢，这种痛苦的记忆却只会更加深刻。能在巨大的痛苦中获得解脱的人，相对还是比较少的，除非能够用行动洗涮一切罪恶。成年之后的阿米尔，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当年的背叛。即便他为此赶走了哈桑父子，为此到了美国期待重新生活——这一切都无法让他忘却。

阿米尔最终又回到了家乡，“那里有重新成为好人的路”。回来后，他却意外得知，当年自己眼睁睁看着被猥亵却没有勇气施救的哈桑，其实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而如今，哈桑已死——为保护阿米尔的家园而死。此时，家乡被塔利班统治，哈桑唯一的儿子索拉博（也是阿米尔的侄子）被塔利班头目，就是当年猥亵过哈桑的阿塞夫带走了，阿塞夫同样将索拉博视为娈童，把他强暴了。

阿米尔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救出索拉博。内心一直胆小懦弱的中年人阿米尔，最终冲破了内心的牢笼，直面欺负了自己大半辈子的阿塞夫——强壮凶残的阿塞夫要求羸弱的阿米尔必须打赢他，才能带走索拉博——他选择了即便付出生命代价也要救索拉博的做法。被打到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阿米尔，在索拉博的帮助（用弹弓打瞎了阿塞夫的左眼）下，最终侥幸带着索拉博逃出了生天，历经波折回到了美国。

然而，救赎从来都是困难的。救回了索拉博，但是索拉博所遭受的伤害，让这个孩子陷入了严重的自闭症。小说的最后，也许风筝能够成为解开自闭的一把钥匙，但却也只是一个渺茫的希望罢了。

有些让人后悔的事情，永远无法补救——尽管，阿米尔在救出索拉博的事情上表现出了勇气和担当。小说中写到，当被阿塞夫痛打的时候，阿米尔感觉到那么多年的自责愧疚得到了释放，或者说他终于敢面对了，他的灵魂获得了救赎。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错觉。对阿米尔而言，他一直在寻求一种救赎，但是无论做什么，他都无法真正救赎——他的救赎不过是基于自己的那一套逻辑的救赎，源于生命之被动。他的罪责，他的那种黑暗、必须得到安抚的内心，需要找到一个发泄之处。

譬如，当阿米尔认为自己获得精神救赎的时候，哈桑和索拉博的人生悲痛，能够得到逆转吗？

其实，救赎，或者说忘却痛苦，才是目的。至于这个过程中已经遭受到的羞辱和伤害，也许只是每一个人的命运。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面对悲剧人生，哈桑父子真是活得非常艰难。

不过，胡赛尼创作这部小说的首要原因就是这个词：救赎。

他认为，赎罪并不等于真正获得幸福，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尽管哈桑和索博拉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他们和阿米尔、阿米尔的父亲等人都在努力地更有勇气地面对真实的生活——这其实也正是阿富汗这个国度的深重灾难和希望所在。也许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有的人生来就是为了受苦受难。

当然，小说对救赎的呈现，也是对当今社会的质询：即便在今天的社会，我们真的能够过得更好吗？人类到底要怎样才能重获希望和自由，远离苦难与罪恶？螺旋还在善生，正如泛起的沉渣最终还会落下，时间仍然值得相信，尽管它在不断交叠中掩盖了诸多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