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驿站长》——被放大的小人物们

“谁人不骂驿站长？哪个不跟他们吵架？有谁在大发雷霆的时候不索取那本要命的‘功过册’，在那上头枉费笔墨控告他们盛气凌人、冥顽不灵和消极怠工呢……”《驿站长》故事的开端，便是一连串的反问，初看的读者，在心中对驿站长便有了一个隐隐约约的初印象。他们饱受人诟病，似乎并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人。而“我”笔锋一转，在文章中写道驿站长是“十四等官阶的背黑锅的角色，那官衔只够他抵挡拳打脚踢之用，而且并非每次都抵挡得住”，“我”这个猝不及防的转折，让驿站长这个职位蒙上矛盾又冤屈的色彩。

驿站长，在俄国是一个级别低下的职位。普希金将这个落在尘埃里且并不被人所重视和理解的职位不断放大聚焦在读者面前，用放大小人物向读者展示他眼中俄国的微观世界，用这些不同的小人物去指代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老站长威林大概是这个故事里最令人唏嘘的角色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可悲的、固执己见的、却又格外令人怜悯的角色。我认为文中最能表现他人物形象的大概就是驿站屋内那几幅“浪子回头”的画了。圣经里浪子回头的故事讲述的是小儿子挥霍父亲给予的财产之后经历种种终于明白自己应该回到父亲身边，而父亲也用善意接纳了他。这个故事几乎是驿站长威林一生信仰的所在。文中他善良美丽的女儿冬妮娅被明斯基拐走，而他一直想要让自己的女儿“浪子回头”——即将这只迷途的羔羊带回家来。他惧怕女儿受到明斯基的辜负，在威林的心里，他固执地认为女儿一定会被明斯基这样的军官所辜负。这其实就是影射了在十九世纪俄国地位低下人民骨子里的卑微和不安全感，人们会下意识认为现实往往没有想象中的美好，而这种现实的痛苦来源就是上层阶级对底层人民的打压和剥削，因为在潜意识中日积月累的残酷现实已经让人们失去了对未来的幻想。

而冬妮娅，这个在悲伤故事中显得格外美丽动人的姑娘成为贵妇的结局，似乎和这篇文章对社会的讽刺格格不入。其实不然，冬妮娅的人物特点在文中大部分都是通过侧面描写表达出来的。太太们与她交好，男性为她痴为她狂，她也在人际交往中对外界的世界有着妙龄少女的向往，所以说她心甘情愿离开驿站也好，不顾老站长的反对嫁给明斯基也好，其实都是符合她这个年纪的选择。冬妮娅是善良的，美丽的，是老站长逝世妻子留给他唯一的温暖。她的结局并没有老站长所想的那样悲惨，这样的情节冲突让故事看起来不那么协调，但是却在这种不协调之中得到更加深层次的思考。

小人物的悲剧、各种奇特的邂逅、意料之外的重逢、戛然而止的故事，普希金拥有着才情与同情，而他的文字中其实还透露出了一些光亮，让人不由得想起他的那句诗：“我忧郁而轻快，我的哀愁是明亮的。”

这篇现实主义作品其实是含有一定的人道主义色彩的，普希金对百姓的同情让他最后还是给了冬妮娅一个好的结局，但是同时他也将“我”遭受的屈辱和驿站长受到的打压误解联系起来去讽刺社会的现实。从小人物里看大社会，见微知著，剖析俄国阶级对立下的微观社会，这大概就是普希金想要向读者传递的最终想法。